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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暗面 - 你所不知道的现代中国的另类历史

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历史,一直以为很多东西是理所应当的知道的。但是看最近的讨论,才发现很多80后90后, 甚至70后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华人看到帖子才知道近现代中国在共产党治理下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受其他几个楼的mm的启发,有人担心这些历史会随着清理历史资料和当事人渐渐历史而埋没,我特意注册了一个马甲。就建这么一座楼,集中收集一下。

占了十层楼,还没想好都放什么,确定要包括的,有夹边沟,延安整风和王实味,58年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杀死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红色高棉,文革中大规模迫害以及吃人事件,红军时期内部清洗的AB团事件。欢迎大家提供素材。

我希望这个楼是这样的,前面十层已经占好的楼主要收集一些摘要信息,重点在于如何去找,而不是收集所有详细信息,因为一页太长,可能会有显示问题。所以这个楼主要是解决知道不知道的问题。一旦完全不知道的人看到了这件事,知道了关键字,比如“夹边沟”,感兴趣的mm自然会去搜索,网上会有无数的信息,不感兴趣的不会去搜索,也就算了。前面十层只列史实和回忆录,不做评价,后面大家随意讨论。

下面是各楼目录:


  • 第一楼:主贴
  • 第二楼:以前华人的讨论楼的链接
  • 第三楼:夹边沟
  • 第四楼:1958-1960 大饥荒
  • 第五楼:延安整风,王实味,红军AB团清洗
  • 第六楼:普通人,名人,海归在1949-1978年间的遭遇
  • 第七楼:道县事件,广西吃人事件
  • 第八楼:红色高棉
  • 第九楼:河南血祸,艾滋村。计划生育,山东冠县“百日无孩”运动

最后编辑chenzihan 最后编辑于 2019-06-28 2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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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暗面 - 你所不知道的现代中国的另类历史

最后编辑chenzihan 最后编辑于 2019-06-28 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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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暗面 - 你所不知道的现代中国的另类历史


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是曾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区东北约30公里。最初为1954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转为劳教农场,1961年10月撤销,原址现为夹边沟林场。1957年至1960年间,前后有来自甘肃省各地的三千多名“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中国大饥荒等原因,大多数在该农场劳教的右派因饥饿而死亡,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夹边沟事件”或“夹边沟惨案”。


参考资料:
YouTube上搜“夹边沟”可以找到当事人回忆录


作者: 赵旭

​(作家、兰州市某大学副教授、夹边沟历史最早的研究者、右三代)​

发生夹边沟惨案的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解放军第三军军垦农场,由于土地贫瘠,盐碱太大,打的粮食不够种籽。

于60年5月发生严重腹泻,即入病室修养治疗,患者伴有咳嗽、气喘、体质瘦弱、心音弱,心动缓慢,给予营养、强心剂、健胃收敛剂及抗痨药物,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回队休养治疗。在60年基本未参加劳动。患者虽经常内服营养剂,但体质逐渐消瘦、衰弱。59年11月11日患者私自外出,发生昏迷,经发现后即大力抢救,但终因病情严重,急剧恶化,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
主治医师:陈造堂
1961年11月8日(盖章;中国共产党地方国营酒泉夹边沟农场支部委员会)

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是反右运动导致了夹边沟惨案,它的间接原因是反右运动演变为大跃进和其后全国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直接原因是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使得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被强劳、打骂、罚扣食量、寒冷饥饿一个个倒毙在荒漠戈壁。

反右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煽起所谓的“阶级仇恨”,让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互相打骂。所以说,很多右派都是由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老子揭发儿子、丈夫揭发妻子、以及朋友之间互相揭发而被打成右派、坏分子或反革命到了夹边沟的。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只有三十多人,三千多名劳教分子主要靠劳教分子自己进行管理。这里的小队长、小组长都由劳教犯人担任,施行的管理办法就是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互相捆绑、互相打骂。原中共甘肃省武威地委宣传部干部幸存者罗舒群对笔者说,“那个时候犯人们为了给管理干部留个好印象,除了积极表现、拼命劳动之外,还有些人就是故意献媚献策,到管教干部跟前打小报告。而农场也就利用这一点,让犯人整犯人,让犯人管犯人,而且,犯人批判发言整起犯人来比管教还要厉害。”由于有犯人之间互相告密、互相揭发,所以说,管教干部就多了许许多多的耳目,他们可以随时了解农场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举止,可以知道农场每一个角落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另外,管教干部掌握着犯人们的生死大权,他们可以随便扣罚在死亡线上挣扎犯人们的饭食,可以拿饭食进行拉拢奖励,这样他们就能随时呼唤犯人去捆绑殴打犯人。

地下党员原甘肃省靖远县中共打垃池区区委书记幸存者黄中对笔者说:“无论我们内心里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与煎熬,在夹边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真正是缸壮的屎棒只有往肚里咽。我们被整成了‘牛鬼’,但我们自认不是‘牛鬼’,我们确确实实是人,是有血有肉、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人啊,我们也该享有做人的起码的权利,可我们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自我。在夹边沟农场时胡家颖队长、唐组长(都是劳教人员)辱骂我最厉害。如胡家颖骂:‘见了你这人不由人生气,有枪我就要把你一枪打死。谁给你吃饭,本身就是犯罪,所以叫你吃不饱,饿不死就行了。’唐组长骂:‘你这坏家伙,到什么地方还想吃饱饭。’因我要求吃饱饭,唐组长不满,挑拣了大筐子装满添高要我抬,因我无力抬不动便将我捆了两次。领导对我如此,组内打我骂我者就成为平常事了。在基建四队夏收时,由于组长柴荷根(劳教人员)随便动手打我,组内打我的就有张伴云、敬乃宗、肖德武、薛慧、梁庭民(都是劳教人员)等人。尤其一次薛慧与我抬筐子,因我走的慢,被罚要进行加班,心中不满,借我休息放筐子没给人家打招呼之故,将我从腿上一杠子,当时我就晕了过去,两三天走不动路。二月初编入生产二队四组后,学习组长魏建中(劳教人员)打我捆我,组员打我的有:张锏良、马养泉、贾天佐、王民五(都是劳教人员)等人。至于随便骂我‘日你妈’‘反动透顶’‘黑心肠’‘没良心’等词更是家常便饭了。一次在小组会上,批判我反映吃不饱的问题。张锏良骂我说:‘你说吃不饱,就越叫你吃不饱以后给你一个月十斤粮,不信把你这个生牛皮熟不下来。’‘喂狗去都不叫你吃。’”

反右运动中将右派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反动派,所以,在夹边沟农场除了管教干部随意打骂犯人外,他们还让犯人打犯人、犯人监视犯人,最可恨的是他们将原留场劳改人员作为亲信,这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折磨起右派、反革命来使用的手段令人发指,让人性的丑恶在这里发挥到了极顶。

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大致分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贪污以及违法乱纪分子。大多数是反右运动中反出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次是在大跃进前和大跃进期间极左派为了清理绊脚石而抓出的实事求是党政干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例如,原任张掖地区计划委员会科长的幸存者杨万益告诉笔者,“计划委员会由于不同意甘肃省张掖地区地委书记安振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面前吹嘘甘肃省张掖的粮食要增产20%,也就是要达到23亿斤,说计划委员会调查各地区报上来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9亿斤,就是这各地区报上来的19亿斤粮食也有许多水分,而张掖地区有些县已经在1958年出了粮食问题,农民已经开始挨饿了。不同意说粮食产量增产了这么多,说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是要救灾。于是,说计划委员会与党没有保持一致。随后计划委员会的骨干都成了反党分子。王国森、杨万益、谢其云、马千里、张晋五个都是反党集团的反党分子。计委副主任王国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杨万益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谢其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马千里被送到了安西十工农场劳动教养。”而就是张掖地区多报的这4亿斤粮,使得张掖地区家家户户的粮食被搜刮一空,曾编写《张掖市志》的张中式告诉笔者,“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对于夹边沟农场大量死人的情况当时甘肃省委和张掖地委的领导是非常清楚的。在1959年时,他们已经知道农场里的人随时都会被饥饿和强劳折磨而死,所以1959年7月31日,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和1949年担任国民党北平和谈代表团的秘书黄席群,以及谢再善等这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以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名义从夹边沟农场调到了甘肃省酒泉新生机械厂,这是个劳改工厂有定量供应,所以这些被特殊保护的人才能活了出来。

到了明水后,人们从体力和精神整个儿垮了。这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人们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犯人们想,3000多个劳教人员里只有3个人给摘了帽子,这三个人还要留场劳动,这无疑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再加上一个右派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偷了南洋仔的一块金壳怀表,又故意败露,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转到劳改队服刑。1960年,这个右派刑满释放,到明水来拿他放在场部的东西,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右派们说,当右派不如判刑劳改,你看,人家刑满释放自由了。所以,此时的人们感觉到劳教遥遥无期,彻底绝望了。二是人们在1958年到1959年时劳累过度,大部分犯人的身体已经被累垮了。夹边沟农场不论是右派分子还是历史反革命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读书人生存能力比一般人弱。三是口粮降到了每月14斤原粮,再加上人们住的是在沟坎边掏挖的洞穴,大多数住一两个人,有些能住四五个人,没有一点取暖设施。也有管教干部们住的地窝子和窑洞里有人工土炕的。由于天气严寒,河西走廊那时气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整天刮着刀子风,割人的脸。所以,过了10月份就开始大量死人。另外,饿急了的人们见什么吃什么,吃蚂蚱,吃蜥蜴,捡到死老鼠就用两手抓着撕吃生肉,还吃死人的内脏,吃管教干部的大便。这种胡吃乱吃是大量死人的主要原因。”

1960年冬至的前一天,这天是我们埋死人最多的一天,早上我和胡致中抬出去了28个人,到下午汇集到一起又是36个人,抬不动了就用马车拉出去了。这些尸体天寒地冻挖不开坑,只是用沙土在尸体上撒了些,攒了个堆就算埋了。这一天我们一个站就死了64个人,明水当时有东、西、中三个站,谁知那一天一共死了多少人。

夹边沟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了,六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让我们不断对那场血腥、恐怖、残暴、疾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进行反思。当年的右派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博士生导师胡德海对笔者说:“反右运动扭曲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和伦理道德,人们自此被锻造成失去了独立思维、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精神上十分低矮的人。亿万炎黄子孙从这空前惨烈的运动中,汲取了‘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远离是非、讳言道义,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或装聋作哑,或歌功颂德,许多人成为匍匐在地跪倒在权势者面前的奴隶和奴才。反右运动败坏了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固有的彰善抑恶的社会风尚和机制,埋葬了仁慈、仁义、博爱、诚信、忠孝等传统美德,从此,好斗的暴戾恣睢之气盛行。寡廉鲜耻,看风使舵,谄谀取容,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等恶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时竟然蔚然为时代的风气。这场运动开创了当代中国践踏民主、自由、宪政,蹂躏人权的新纪元,专制独裁从此横行无忌。这场运动也导致了中共官场风气的急剧恶变和官员精神风貌的嬗变。因为他们已从其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领导就是人们命运的主宰,对任何一级领导,都不能轻慢亵渎,必须毕恭毕敬,巴结讨好,因为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所有者和主人。崇拜权力,打压文化、知识,已为常事。至于有知识者,在权势者面前,只能是个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时敲打,任意欺辱,为所欲为,已为司空见惯,可以不以为意。由反右运动营造出来的这种不堪的局面和社会氛围,是当时中国人时刻可以呼吸到的政治雾霾,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所具有的专制性、野蛮性、愚昧性和其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文化文明的特质,赫然在目,随时随处可以触摸到,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个稍有理性,稍有良知和正直立身的人倍感压抑和痛苦,时时觉得透不过气来,感到苦海无边,难以摆脱,徒叹奈何。而中华民族固有的精气神,中国人崇尚的正气元气,也就在此过程中,被虐杀、被遏制、被消灭殆尽,中华民族的素质从此沉沦下去,一落千丈,一蹶不振。”

反右运动打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毁掉了自中国近代以来培养出来的所有精英,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文化,使得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在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就过早夭折了。反右运动是导致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总根源,其反动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在适逢反右运动六十年之际,从《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里幸存者的证言做进一步的探讨,让人们追根溯源、深刻反思、认清事实、以史明鉴。
最后编辑chenzihan 最后编辑于 2019-06-28 09: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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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0 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
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但是因为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大量劳动力被抽去炼钢,修水利。同时大跃进造成各地竞相浮夸虚报产量,造成《人民日报》每天都在报各地的“卫星产量”,有的地方的亩产甚至报到每亩几十万斤(实际仅有几百斤)。

劳动力的浪费造成大量农田抛荒,但是国家收税的时候却按照虚报的产量收,同时还在“咬紧牙关”给苏联“还债”,把大量粮食运往国外。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绝收,同时,当地政府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禁止人民外出逃荒。1958年前,平均每年人口增长1000万人,1958-1960年,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有估计三年时间因为人为因素造成饿死3000万人。

没有国家层面的统计,但是地方层面的统计触目惊心,仅仅河南一个信阳地区就饿死40-100万人,人吃人,全家死绝事件层出不穷,当地政府仍然强行征粮。全国饿死千万数量级应该非常可信。


关键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下面仅仅是信阳一地的情况:



事件背景[编辑]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1]


事件起因[编辑]大跃进时期虚报粮食产量[编辑]主条目:大跃进

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嵖岈山乡则发动村民,天天喊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2]。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酝酿工农结合的基层组织单位人民公社。查岈山乡合并大社的想法和高层设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陈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变成了现实[3]。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信阳地区旗帜鲜明地走到了“前列”,其中固始县的七一公社有46161户,201075人,为河南省最大。

信阳遂平县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风潮下很快就“一鸣惊人”:虚报、高报的农业产量“卫星”很快登上了《人民日报》。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3821斤的消息很快让信阳成为了全国标兵[2]

中共中央粮食征购标准不变[编辑]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1959年和1960年已急剧减少,从1957年的250斤减少到174斤。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地区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反瞒产私分”,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河南农业歉收征购指标未变[编辑]

干部好似阎王爷,
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4]


当时民谣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歉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5]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5]

反右倾风气下信阳强行征粮[编辑]

1959年8月,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庐山会议后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6]。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72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歉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最后地委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诺贝尔物理學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7]

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编辑]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8],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影响[编辑]非正常死亡[编辑]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1]。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19]

最后编辑chenzihan 最后编辑于 2019-06-27 22: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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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恭: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弟弟,在夹边沟农场饿死。

严凤英:
著名表演艺术家,文革期间被残酷迫害致死,尸体在大庭广众被开膛破肚,理由是“她把敌台藏在肚子里”

孙维世:
周恩来养女,文革被残酷迫害致死,遭轮奸,杀害,头部被钉入钉子死亡。

肖光琰:
芝加哥大学博士,世界著名化学家,中国化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海归大连化学物理所,1952年即开始作为右派被批判,一直到1968年中间不停顿遭到各种运动冲击。1968年10月被捕关入牛棚,遭到虐打和毒打,两个月后,12月11日,肖在狱中死亡。两天后,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肖络连在家中一起自杀。

张志新:

1970年5月,张志新被辽宁当局以「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死刑,报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3]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谢越在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辽宁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认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要判张志新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经研究得到认可,誊抄审判意见稿时把刑期改为15年[3]。但是,张志新在关押期间谩骂监狱长。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此事惊动了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发话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监狱组织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在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经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因此被认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9]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会议中毛远新发表了他的意见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9][3] 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判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望遵照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然按省委批示执行。」张志新由于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裡[7]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受尽酷刑折磨之后,被绑赴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5岁[5][2][4][10]。 一个女管教员目睹惨状旋即昏厥,割喉的命令出自毛远新[9]。另外一名表达赞同张志新言论的党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林昭:

老舍:

杨朔:

由于《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被选入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以大陆的中国人,对杨朔都不陌生。对于杨朔的这几篇作品,以往常常作细读,乃至要求背诵。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几篇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共产党执政期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杨朔所写的大好形势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对于杨朔散文的形式,有人认为是"单调散文",常常是"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的套路。

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泽东、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最后由于不堪折磨,绝望中杨朔于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

翦伯赞:

中国馬克思主義历史学家,与范文澜一起系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参与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五四运动以后被称为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并称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2][3]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历史系主任。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攻击翦伯赞的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14]1966年3月28日-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15]

文化大革命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毛泽东曾於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发出“最高指示”,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但江青的手下依然通过秘密成立的“翦伯赞专案组”,对其进行逼供,要求他证明1935年刘少奇国民政府谈判时有变节行为。翦於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赵九章:

熊庆来:


上官云珠:

民国30年(1941年)加入天地剧社,开始演艺生涯,首演话剧《雷雨》(饰丫鬟四凤)获得成功。并与张大炎离婚,与耶鲁大学毕业生文人姚克结婚。1944年生女姚姚。后进入电影行业,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1946年与姚克离婚。

1949年后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出有《香飘万里》、《枯木逢春》、《血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影片。1951年与兰心剧院经理程述尧结婚,1952年因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牵连,离婚。有子韦然。

1950年代,由主政上海的柯庆施特意安排,上官云珠在锦江宾馆与毛泽东见面,并成为毛泽东在上海的秘密情人。关系维持数年后即遭毛泽东抛弃。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上官云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的残酷迫害,江青组织“上官云珠专案组”和“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祥实的与毛泽东以及其它中共领导人在一起的交待材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其它的都是不能写的。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公开的官方记录是,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于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跳楼自杀。但也有当年的知情人提供信息表示上官云珠是被专案组的人酷刑之后抛下楼摔死以造成自杀假象。上官云珠終年48歲。[1]

女儿姚姚1975年9月23日因车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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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惨案,广西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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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 大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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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希望在发展中世界中培养一个附属国,以追赶美苏在冷战中的影响力。他看中了邻国柬埔寨。“要把自身视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就需要这种附庸,”毛学峰(Andrew Mertha)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战火兄弟:中国1975-1979年对红色高棉的援助》(Brothers in Arms: China’s Aid to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的作者。


毛学峰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担任中国与亚太研究项目主任。他表示,在红色高棉获得的外国援助中,中国提供的至少占90%,涉及从粮食、建筑设备到坦克、飞机和大炮的各种物资。尽管该政权在屠杀自己的民众,但中国的工程师和军事顾问却一直在培训自己的共产主义盟友。
“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红色高棉政权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他说。


1975年6月,波尔布特到北京来朝见毛泽东,听取指示。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这位忠实的学生一行。在会见中,波尔布特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毛泽东则对波尔布大加赞赏:“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


毛泽东基于各方面限制无法全面实施的文革路线在柬埔寨很快落地生根。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的赞许与鼓励下,在柬埔寨推行了一条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他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片面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俱、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份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紅色高棉


大屠杀[编辑]主条目:红色高棉大屠杀

據不同的統計,紅色高棉管治期间的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多达200萬[24][25][26][27]。造成大屠杀的原因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强制迁移[编辑]

早在1973年,波尔布特与农谢等就决定在解放金边后把全城300万人口疏散到农村,以解决粮食问题,并观察美国或越南是否会插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藉口美軍即將空襲金邊,将首都居民疏散至鄉下,並以三日後將可以返回為由,要求居民不必帶任何財產。所有居民被迫紧急撤离,部分不愿意的人被军队槍殺,一些没有能力离开的人如残疾者被遗弃。三天时间内金边由原有300万人口变成几万人,撤离过程中造成大量無辜百姓伤亡。

政治清算[编辑]

红色高棉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员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处决方式一般是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用棍棒斧頭鋤頭榔頭十字镐圓鍬鐮刀弯刀等各種農具打死或是直接枪决

强制劳动[编辑]

幸存的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内部清洗[编辑]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开始就以肃清亲越分子(高棉身越南心)、蘇聯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胡荣、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1976年9月20日首先开始对东北大区的清洗。东北大区书记奈沙朗(Nay Saran,别名Yan)、盖敏(Kev Meas)、盖莫尼(Kev Mony)相继被捕。这些人都是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成员。

1976年底到1977年初,农业部长农笋(Noun Suon)、商业部长贵敦(Koy Thun)、建筑部长笃澎(Thuch Pourn)等先后被捕。1977年3月,蒲才(Phouk Chhay)被捕。1977年4月文化与新闻部长符宁被捕。

由於1977年底在柬越边界冲突中失败,1978年1月底到2月间,由宋成负责对东部大区展开行清洗,400名干部被捕。1978年5月西南区领导人塔莫负责清洗东部大区,东部大区书记索平开枪自杀,数千东部大区的部队逃入森林,越界逃入越南。1978年7月就处决了万余人。而在金边郊外建立的S-21集中营,主要用来进行内部清洗。[2]

1978年秋,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温威被清洗处决。

S-21集中营[编辑]主条目: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裡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是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S-21集中营全称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该集中营的犯人从柬埔寨全国选送而来,前期的犯人主要是朗诺政权时期的政府官员、军人以及学者、医生、教师、僧侣、藝人等,后期的犯人主要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士兵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如外务部副部长沃维、新闻部长符宁等,囚禁者中仅有7人幸免于难。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是无罪的。S-21的运作模式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用酷刑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黨員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美国中情局做间谍、当越南共產黨的走狗、暗中反对党中央,甚至是非礼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同党的名字,然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会被带往琼邑克灭绝中心用鋤頭鐮刀農具槍決杀害。而被招认的同党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28]

1979年越南人民军攻入金边后发现S-21集中营并公之于众,且只发现7名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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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暗面 - 你所不知道的现代中国的另类历史

河南血祸 -- 艾滋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祸

事件[编辑]起因[编辑]

事件直接起因是河南当地以卖血为产业的“血浆经济”。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4]。当时主政河南的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縣電視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7][8]

香港《亚洲周刊》称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换河南省生物制药所负责人,并联系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洽谈血液出口事宜,由此卫生厅下属成立各类血液采集机构,还允许许多军政企业挂靠其下从事血液交易,刘的许多亲属都直接经营血站[6]。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万人口,80%都是农民,即便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也可以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6][9]

艾滋病大流行[编辑]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王淑平医生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发觉有丙肝流行,并上报卫生厅。后来她有听河南省卫生厅说天津血站有发现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验检测到艾滋病例,然后收集各地409份样本用4家公司试剂检测艾滋病,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因此携带样本到北京访问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最终确认16份样本检测出13份HIV阳性阳性,3份不确定,最终上报艾滋病流行。王淑平在自述书中提到卫生厅会议上当时的省疾病防控处处长指责她要将“卫生厅厅长和处长搞下台”,她的工作单位最终被解散,本人也在2001年飘零美国。1996年,高耀洁教授在河南省会第一次会诊到艾滋病人,发现感染源来自于血库,随后开始对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并自行出资进行防艾宣传活动。而早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检疫部门就已经从兰州和上海生物制药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浆含有艾滋病[2]

整治和隐瞒[编辑]

1993年开始,河南当局已经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10]。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通知关停全部县级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关停。从此血浆经济开始由明面转为地下,据统计“血祸”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间受感染,有部分专家认为这些地下血站导致了绝大多数感染案例。1997年,血头也受到政府强力打击,血浆经济逐渐销声匿迹[2]

与此同时,发觉事实的许多医生和记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除了河南,许多地方都有因为血浆经济而引发的感染病大规模流行,河南也被怀疑不是唯一的重灾区。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虽然信息不断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1]。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则认为中国艾滋病疫情远远超过其所宣称的程度[11]

结果和影响[编辑]

河南、贵州等地地方政府对血液买卖采取遮掩或者逃避责任的态度[12][13][14][15],阻挠政府科学家的调查[16]。英国卫报转引中国官员解释隐瞒疫情的原因:“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省有大量的艾滋病病例,谁会在我们省投资?”[17]中央政府被指责对地方政府的举措保持沉默[18]。相关事件曾为政府的禁忌话题[19][20],陈秉中等曾呼吁为当年事件追究责任[12][21]

直到2001年,事故才受到官方承认[2][22][23][24]。据官方估计,截止2004年,吸毒者及血祸受害者在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占中国大陆全国感染者的三分之二以上[4]自由亚洲电台则保守估计至少有30万人感染艾滋病[8];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血祸”报道中估计HIV全国感染者已达60万[25];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约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并引述“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而报道中引述的法国《解放报》更是推测河南有150万感染者[4][6]。但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发表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现状及流行形势分析》称全省只确认了31578多人的艾滋病阳性案例,确诊AIDS现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并结论河南艾滋病已进入低流行状态[26]

事件也导致了乙肝发病率提高,据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统计,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者的三倍。美国无偿献血中心直到今天都会在献血前的调查问卷中严格限制来自河南、贵州等卖血重灾区的献血者资格[4]。大量受感染的献血者以及输血者长期以来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3][27],乃至受到官方打压[28]

事发后,河南省内的所有个人商业血站关闭;199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献血法》,法律上取缔了血液交易;为了缓解“血荒”问题,政府还命令军人、国企员工以及学生义务献血。但是血站还是在向偏远的贵州、广西等地区转移,一时间贵州供应了全国血液的40%,间接导致了贵州的乙类传染病(乙肝、艾滋病)爆发,贵州也在2006年关闭了全部的商业采血站,但还是一年后重新开放由制药企业主办的商业血站[29]。2004年,中国卫生部宣称,无偿献血已经占到了献血总量的85%,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有计划指令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30],时至今日各地的计划献血指标仍然存在[31][32][33]

当时主事河南的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劉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刘全喜在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仍担任省人大代表;而李长春则于1997年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并于1998年离任河南,由李克强接任其职位,2012年顺利退休,而据《亚洲周刊》报道,4名河南纪委长期以来联名举报李长春,但一直未能成功。李克强虽然是临危受命,首次进行了省级的艾滋病普查,最终缓解了艾滋病疫情,但任内仍然封锁有关艾滋病流行的消息,这一事件也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却仍得以升任国务院总理[22][34][35]。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高耀洁则于2009年8月出奔美国,对BBC记者坦言担心受到中国政府逮捕,并在海外陆续出版有关中国艾滋病现状的书籍[36]



山东计划生育 -- 冠县,莘县百日无孩日惨绝人寰的山东冠县莘县“百日无孩”运动

  1991年,山东冠县、莘县等地开展“百日无孩”运动,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下令全县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要无小孩出生。因91年是羊年,当地人谓之“杀羊羔”。计划生育是国策,国人必须遵守。“百日无孩”运动严重违反国策,骇人听闻!
  第一次在网络醒目的位置看到老家冠县的帖子,但是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而关闭网吧引起的。这个十一的时候去冠县探亲,变得几乎认不出了。变化真大啊。冠县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这应该是地方政府为国家做的一件“好事”。但回忆起十多年前的事,应该是很左的行动,当时好像被称作“无孩年”,那时我在外地上学,没有亲眼目睹那个过程,但暑假,也许是寒假回家后,几乎所有的亲朋都提到了这件事,就是不管你怀孕几个月,只要还没生出来,一律引产,政策之严厉,在冠县历史恐怕是空前的。

  听家里人说,我们村里的几个怀孕的妇女都到冠县医院大街上搭窝棚,家里人还形容了一位孕期较长的妇女啊啊大哭的情景。据说辛集乡的一个大学生不满当时现状,说了些抨击的话,被绑在电线杆上示众(这个事是在辛集乡的亲戚家听说的)。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一个事实是,我老婆的家在一个镇上,她的嫂子因为当时快要生产而出逃,躲到了聊城辖区的一个亲戚家,一家人全躲出去了,她的大爷被抓了起来游街,有点株连九族的意思。

  这个运动已经成了历史,“大跃进”似的计划生育工作形成了一些制度,比如一个家庭生个男孩就不能再生,头胎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二胎,但生二胎后,不管是男女,都不能再生。

  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是采取极端措施的原因,但这么多年后,还是运用极端的方法。

  周一在冠县来的大巴上还跟人再说这个事情,那年是羊年,冠县民间都称那个运动为“杀羊”,恐怕40岁以上的冠县人,没有不知道的!

  那个运动正确的名字是“百日无孩日” 很丧尽天良的一个运动,我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听我一位政治老师讲起来的,很恐怖的说。

  1991年,那年是羊年啊,我才上小学,当时是见过很多很多的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个个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至于写的是什么,当年太小,没有注意看。不过广播不停的在车上播放着很严厉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

  “百日无孩日”那三个月,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你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住起来强制流产,据说有的人(怀的是第一胎),再被计生队抓起来去引产的路上,生在了车里,小孩就被活活掐死......

  据说冠县冠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来流产、引产的人,本县医院是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很多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就活活被掐死……冠县当时挖了大坑埋这些可怜的孩子,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还未享受一天的人间快乐,就被丢弃在了阴森森的坑里……

  很惨绝人寰,很多人都是第一胎,最后被弄得再也怀不上孩子不在少数 。
  那一年是羊年啊,那一年冠县的孩子很少很少,你去冠县找1991年出生的孩子,相对于其他年份来说,太少了!

  听老人讲,那个运动时,正好是玉米秸长起来的季节,有的孕妇被四处抓的无处可躲,躲到玉米地里去把孩子生了下来,住在窝棚里,不敢出来,才幸免于难!当时那位县委书记叫曾昭起,可是升官了,踩着无数婴孩的孤魂,平步青云了……

  百日无孩日(一)

  街上挂满了标语条幅,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执行政策要坚决,决不允许孩子多”等等不一而足。

  县城的大街上搭满了帐篷,每一个帐篷里无一例外地住着准备引产的孕妇。那时节不论什么情况全县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即便是个别通知传达晚了,孩子生出了,也没有几个能够存活的。县医院西面堆放垃圾的地方有两口废弃的几十米深水井,因为孩子的尸体被天天扔到里面去而填满了。

  故事还得从那年4月26日的一次全县县委扩大会议说起,那是我刚当上乡党委书记的第三天。这天下午临下班时通讯员小赵对我说:“张书记,县委通知,明天上午县委招待所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乡镇副书记以上的都要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可达到实职副科级,我从政以来第一次听说。不会是新书记带来的新气象吧。在我到乡报到的同一天,原县委书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不力,被调离工作岗位,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儿吧!

  会上,有关领导通报了全省和全市以及全县的计划生育形势。一句话,我们县已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如果不能改变现状,就下台。县委书记声嘶力竭地说:“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第一变成正第一,我情愿接受党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要想扭转我们县的被动局面,如果还和以前一样,那结果也只能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倒第一。我们要痛下决心,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镇,你这个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人口出生率降下来。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考虑,看看能不能完成任务。能完成任务的要积极发挥作用,感觉力不从心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立即让贤,要让能够完成任务的同志干。”

  书记讲完话,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随即便台下嗡嗡地开起了小会儿,在 台上也听不清谁究竟说了些什么?

  五分钟过后,全县22个乡镇党委书记挨个表态,看看是否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县委书记点名,由大到小,由前向后开始表态。也不知道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是怎么回事儿,前两个被列为副县级人选的书记表态了,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理由就是群众意识差,干部作风散,宣传不到位,后顾之忧无法解决等等。县委书记听完他们两个人的表态当时笑着说:“看你们两是实在人,尽说实在话。很好很好!”随即脸向旁边一扭厉声道:“来人!”话音一落,四个武警应声而上,两个老乡镇书记的身边一边一个。“铐起来,押下台去!”全场的人都傻了!被铐起来押下去的两个书记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儿,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看守所。

  “有些人就是这样,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坐地虎,敢于公开同县委叫板。先将两人关押半月,纪委检察院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稍一停顿,书记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有人说我武断,说我搞一言堂,说我搞独裁。我不搞行吗?我们的工作任务怎么完成。我是军人出身,我就知道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那这么多钱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就是要我们这些人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国分忧。计划生育是什么,是国策。什么是国策?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这个政策的执行我们冠县这些年来是极为不利的,不然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开这个会了。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干部遇到问题不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是躲着困难走,那要这样的干部有啥用?”

  本想着有县委给撑腰,开展这项工作应该不成多大问题,可大大出乎意料。我也是先搞动员,发动党员干部,只有他们全心配合我的工作才好进行。可是当我也像县委书记那样问谁干不了谁说话后,有一半的人当时就表态说干不了要求我将他们撤了。提前我也给派出所打过招呼的,可是我说要将两个领头的押下去,他们竟然嘻嘻哈哈,磨磨蹭蹭。让我威信扫地,气得我当时就说了散会,各自回家好好想想怎么办。

  会后我叫派出所长到我办公室,问他为啥给我下不来台。这次派出所长是气喘吁吁一溜小跑跑过来的,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给我解释开了:“乡镇的工作比不上县里。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不能将关系搞得太僵,再说你一句话随便抓人是犯法的,我们执法人员总不能知法犯法啊!你应该抓住重点人物,有他们给你拾台,你工作就好干多了。”这家伙给我上起课来一套一套的,明显是欺负我这个新书记。在乡里如果连一个派出所都不能摆平,那以后的工作可就难了。

  要说还是我们县委书记能够体谅下属,知道我是个新手,还没有等我给他回报动员会的情况,他就对我乡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就亲自到乡里给我重新调整了乡的领导班子,那个自以为是的派出所长被调整到其他乡当一般干警,活该!谁让他给我难堪!

  全乡轰轰烈烈的彻底整治生育行动开始了。乡里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年龄偏大的支书一概下台,该由他推荐的人选接任。我们乡采取的策略是正人先正己,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

  百日无孩(二)

  中共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想有政权,要想稳定政权必须要有枪杆子。和平时期对于我们每一个基层干部来说道理是一样的,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要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军队是党的,我们想管也管不上,可是民兵和派出所在我们的辖区之内应该能够管得住的。要想干点儿事儿,要想干成事儿,就必须让他们听话,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你这个书记就不称职,你是干不成事儿的。

  我按照曾书记要求对所有派出所计生干部、乡干部村班子成员来了一个大筛选,凡是有可能影响我们工作进度的一概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我们乡不拖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后腿,确保乡在县委要求的从5月1日到8月10这百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

  在开会的时候,我当着全乡党员干部的面照本宣科地说:“为了完成县委给我们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刚读完会场就炸了,有几个人当场就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礼貌的干部,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县委就是这样要求的,你叫我怎么办啊?还是秘书反应快,当时就替我回答:“生出来就掐死!”一句话全场哑然,谁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我当过兵,在部队就是一名政工干部,乡秘书的经历和我一样,因此,凡事都是我们两个先商量好,然后再在班子会上说。还是说我的“枪杆子”吧。我创造性地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论”凡是能够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这样的人就应该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也不管他的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是人才,我就给他位置。可是就这也不行,因为都是本乡本土的,这一个村子的人不是本家就是亲戚,照顾人情的情况时有发生,搞的我很被动。

  要说还是我们曾书记伟大,他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他很少动用我乡武装力量,而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哈哈!目的达到了,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徇私啊!

  对于为我卖力的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我自然给他们减轻后顾之忧。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其他乡的执法队都没有服装,我让他们都一律穿上了警服,远远一看威风凛凛。待遇上自然也错不了,每人每天10元工资。别小看这10元,1991年的10元能顶现在的100元用。我们乡长书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比干啥不强啊!在政治待遇上,我积极争取指标,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党,优先提拔为乡干部。几条措施下去,哈哈没有一个不给我玩命干的。

  措施到位后,我的工作可就轻松多了,再也不用向有些乡镇书记一样冲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了。有啥事儿,我只需动动嘴,别人就忙上个半月。一阵子下来,不但我工作完成的好,因为不直接面对群众得罪人最少,成为全县少有的好干部。那时节经常有同僚向我取经,说我有办法,其实我哪儿有啥办法呀!还不就是沾了书记蹲点儿给我出主意的光!
最后编辑chenzihan 最后编辑于 2019-06-28 21: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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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楼 紫薯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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